灾难发生时的儿童心理健康:叙事性综述
介绍
导致儿童流离失所的灾难可能包括自然灾害和人为的灾难。截至2019年底,有7950万人因迫害、冲突或暴力而被迫背井离乡。这一数字创下历史新高,这些人中有一半是儿童。其中包括约2300万国内流离失所的儿童,1300万儿童难民,约200万儿童正在寻求庇护。在2019年,估计每天有15000名儿童被迫流离失所[1]。一些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目前包括尼日利亚境内的200万尼日利亚儿童,孟加拉国的50万罗辛亚儿童,250万离开自己国家的委内瑞拉儿童,200万南苏丹儿童和670万来自叙利亚的儿童。其中330万叙利亚儿童是在黎巴嫩、约旦、土耳其和欧洲等国家的难民[1]。如果考虑到无家可归的儿童、被性交易的儿童,以及北美因受自然灾害而流离失所的儿童,这些数字也可能是数以万计。纪录片《人流》展示了人们不断地离开自己的国家,在其他地方寻求稳定家园的情境[2]。
一般来说,尽管所有的被迫离家对儿童来说都是一种压力,尤其是如果他们无法回到他们熟悉的家园和生活中, 但在北美因飓风或龙卷风等自然灾害而导致儿童流离失所的时间相对较短。如果分离还包括与父母分离,那么患有长期心理后遗症的风险会增加[3]。在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之后,一些儿童直到六个月后才和父母团聚。虽然实际经历过灾难的儿童遭受的痛苦更大,但通过电视、电影或杂志报纸看到灾难照片的儿童也可能受到创伤[4]。本文的目标是:
- 提供有关灾难类型的信息。
- 提供与儿童有关的国际法信息。
- 提供经历过灾难的儿童所经历的心理健康问题的信息。
- 提供有助于评估灾后儿童心理健康的筛选工具的信息。
- 提供关于对这些儿童进行急性干预的一般指导,这些干预可以防止长期的心理创伤。
方法
作者回顾了有关灾难对儿童心理健康影响的文章和互联网信息。在PubMed和MEDLINE上对相关文章进行了搜索。
灾难类型
“灾难”一词可能涵盖一系列事件,从导致儿童父母死亡的车祸到需要逃往另一个国家的难民营的战争。自然灾害可能是由地震、台风或飓风、龙卷风、森林火灾、干旱或洪水引起。化学品泄漏或辐射灾难也会导致家庭流离失所。流行病或大流行病也是灾难。当人为或自然灾害造成严重破坏时,就会发生人道主义紧急情况,需要国际机构或其他国家的援助。每周在世界的某个地方都会至少有一场灾难需要外部对其受害者提供援助。
2020年,全世界因灾难而流离失所的儿童人数估计为4000万[1]。
与灾难中儿童照护有关的国际法
帮助受灾难影响儿童的人员应该了解与儿童有关的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律。《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中的一些条款专门涉及到儿童[5]。第14条规定,人人有权寻求和享受庇护以免遭迫害。第25条规定,人人有权获得足以保证自己和家人身心健康的生活保障。母亲和儿童有权得到特别的照顾和援助。所有儿童,无论是婚生还是非婚生,都应享有同样的保护。
国际人道主义法,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日内瓦公约》,提供了几十年来为保护武装冲突中的人权而制定的一系列文件[6]。这些文件包括涵盖儿童在内的平民应得到的尊重和保护。他们将被提供特殊的安全区。联合国于1999年制定的《儿童权利公约》规定,武装冲突各方应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以确保冲突地区的儿童得到保护和照料[7]。包括美国在内的196个国家已经签署了该公约,但美国尚未批准该公约。《儿童权利公约》还包含三项任择议定书。前两项写于2002年,禁止儿童卷入武装冲突、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第三项写于2011年,提供了一个申诉程序,儿童可以通过该程序对侵犯其权利的行为提出个人申诉。美国已签署并批准了前两项任择议定书。实际上,在大多数灾难中,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的遵守情况都很差。在许多过去30年的武装冲突中,军事团体将妇女和儿童作为目标。不幸的是,这增加了儿童遭受心理创伤的可能性。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和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有责任让因灾难而分离的家庭成员重新团聚。这些组织可以合法地跨越国界寻找家庭成员;然而,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的标志不再保证对其工作人员的保护。
经历灾难的儿童所经历的急性心理健康问题
这些问题取决于年龄、家庭支持、性格、灾难事件的类型和持续时间。最具创伤性的事件是那些导致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死亡的事件、导致房屋和财产完全丧失的事件、导致身体虐待、精神虐待和/或导致基本需求和未来的不确定性的事件。对与灾难相关的不确定性的不容忍导致了成人和儿童的焦虑、恐惧和担忧。重复的流离失所会使儿童更容易受到心理创伤[8]。
虽然经常使用术语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一词,但DSM-5要求满足特定症状和症状持续时间来进行诊断[9]。DSM-5同时定义了急性应激障碍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急性应激障碍包括创伤事件后持续三天到一个月的特定恐惧行为。症状可能包括睡眠障碍、消极情绪、过度警觉或一些身体症状的抱怨,如头痛或头晕[9]。就儿童而言,不应在灾难发生后的最初几周内做出PTSD的诊断。如果症状持续超过一个月,临床医生则应考虑诊断为PTSD。
之前有心理健康问题诊断的儿童,如抑郁、焦虑或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在灾难发生后可能会表现出更多的症状。儿童在灾难发生后立即表现出来的症状会根据他们的年龄和发展阶段而有所不同[10]。这里列出了一些儿童可能出现的反应的重点。
婴儿期(0-1岁)
婴儿的反应取决于父母的存在和定期提供的食物。在灾难情况下,哺乳期的母亲可能无法为婴儿生产足够的奶水。婴儿可能无法获得替代性的营养。寻常照顾和喂养的中断可能会导致婴儿的烦躁或无精打采。
学步儿童(1-3岁)
幼儿希望提高自主性并探索周围的环境。这在灾难发生后往往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安全的。根据幼儿与生俱来的个性,孩子可能会表现出更多的分离焦虑。
学龄前儿童(4-5岁)
鉴于他们生动的想象力和魔法思维,这些孩子可能对灾难的意义有一些奇怪的理解。如果一个亲密的家庭成员去世,他们会认为死亡是可逆的,或者只是意味着这个人去旅行了并终将返回。他们的焦虑可能表现为中断或重复游戏(表演灾难)、做噩梦、或有攻击性和对抗性。
学龄期(6-12岁)
儿童在7岁左右开始理解死亡是永久性的。在经历了灾难之后,学龄儿童可能会表现出学习成绩差、对正常活动退缩或对同伴兴趣下降的症状。他们可能会焦虑或抑郁,或者表现出外化行为,如攻击性或多动。有些人可能会对所发生的事情产生一种内疚感。"这是因为我没有听从我的父母 "或 "我应该更有帮助"。这些反应可能因性别而异。一般来说,男孩表现出更多的反社会和攻击行为,女孩表现出更多的情绪不稳定和/或提出更多问题。学龄儿童的发育很可能由于教育的差距、失去同伴关系、焦虑和恐惧等因素而受到干扰。
青少年时期(12-18岁)
当青少年寻求身份认同时,灾难的经历可能会引发个人危机。当他们意识到突然的变化、使他们无法继续上学或进行日常活动、失去平时的同伴关系、和失去家庭的痛苦时,许多人表现出绝望、无望、快感缺失和迷茫。有些人可能突然发现自己扮演了成年人的角色,因为他们承担了照料年幼的弟弟妹妹的责任。他们也可能对自己某些与灾难相关的行为产生内疚感。一些青少年会增加冒险行为。已经发展出抽象推理能力的青少年可能比那些没有发展出抽象推理能力的青少年应对得更好。青少年容忍不确定性的能力各不相同;有些人在灾难发生后表现出广泛性焦虑[11]。
儿童和青少年希望得到成年人的支持和照顾。只要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安全和保障得到重建,发育发展机会得到恢复,大多数儿童和青少年将恢复正常功能。先前存在的风险因素,包括心理问题、被动的气质、智力障碍、父母适应不良和社会孤立,都会增加出现长期心理健康问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原先的身心健康,执行功能能力,以及支持性的宗教或社会关系,包括小家和大家庭、朋友和机构,都会促进心理韧性及复原力。
灾难的长期心理健康影响
灾难对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焦虑、智力障碍、气候恐惧症、睡眠障碍和反社会障碍。研究报告的频率各有不同[12,13]。实际上,对经历过灾难的儿童进行的长期跟踪研究相对较少。通常很难确定可比较的对照组,也很难对经历过灾难的儿童进行随访。第一个对遭受自然灾害后的儿童随访是在1994年的安德鲁飓风之后[12]。2006年卡特里娜飓风过后,也对儿童进行了仔细的随访。15%的儿童在灾难发生后27个月内出现情绪障碍,包括焦虑、恐惧、攻击性行为、学习困难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卡特里娜飓风过后36个月,有心理障碍的儿童人数为11%,高于飓风前估计的4%的基线[13]。
文献中报告的PTSD的患病率因灾难的暴露程度和类型而异,从10%到90%不等[14-17]。尽管儿童和青少年可能因为他们社交圈子中某人的创伤而经历PTSD,但在那些有直接创伤的人中,PTSD的患病率更高。据报道,经历过战争或恐怖主义的儿童,PTSD的发病率更高;当儿童生活在持续冲突地区时,他们可能有更高的PTSD发病率[14,18];与父母分离的儿童和青少年更有可能经历PTSD[3]。跟踪研究了68名卢旺达孤儿后发现,在以儿童为户主的家庭或生活在孤儿院的儿童中,44%的人患有PTSD;41%的人目睹了自己的父亲或母亲被谋杀。在种族灭绝期间,8-13岁的儿童比3-7岁的儿童更容易发生PTSD[19]。
儿童青少年所经历的大部分与灾难有关的创伤,可能是由于遭受了酷刑所导致的。然而,文献中没有发现可靠的统计数据,也没有诊断或记录儿童酷刑的综合指南或工具[20,21]。文献指出,遭受酷刑的高风险儿童是那些在政治暴力中被拘留的儿童、在难民营中的国内流离失所者以及儿童兵。酷刑的实施者包括维和部队、军事部队、狱警和警察[21]。
Parry在《海啸亡灵》一书中描述了许多儿童被留在学校溺水身亡后,整个日本社区遭受了长期创伤。不仅儿童和成人都经历了焦虑、抑郁和PTSD,而且社区成员报告了一种与亡灵相关的流行病,这增加了人们广泛的恐惧和焦虑[22]。
气候恐惧症经常发生在经历过与天气气候有关灾难的儿童身上。在天空中出现几片云时,即使天气预报中只有很小的下雨机会,有这个问题的儿童也会感到一种压倒性的恐惧或害怕,他们往往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23]。许多经历过安德鲁飓风的儿童都患上了气候恐惧症[12]。
在灾难中,已经患有智力障碍和慢性病的儿童可能比正常儿童更容易受到情绪的困扰[24]。不幸的是,灾难后的流离失所可能导致儿童的传染病和营养不良的几率增加。这是由于卫生条件差、拥挤、与压力有关的免疫系统低下[25,26]和食物匮乏所造成的。儿童随之而来出现的认知障碍,可能与营养不良或与麻疹和腹泻等疾病相关的营养不良直接相关。在灾难环境中出生的的儿童,在出生后的前两年经历了几个月的营养不良,可能会在以后被重新安置并获得足够的营养。早期营养不良对高级智力功能的影响,如执行功能,可能要到初中或青春期早期才表现出来[27,28]。在灾难发生多年后评估这些儿童的教师和治疗师,不太可能有这些儿童早期的脑损伤记录。一项对因美国911灾难中受到创伤的学龄儿童的研究发现,那些以前经历过创伤的儿童比没有经历过创伤的儿童更容易出现焦虑或抑郁[29]。
在灾难发生后提供紧急心理照护
在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下工作的人员必须了解各种联合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的责任,这一点很重要。
2005年巴基斯坦发生大地震后,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创建了分组系统,以提高人道主义响应的有效性,并使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分工更加明确[30]。在此之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主要负责儿童的社会心理康复计划。2005 年,世界卫生组织开始负责所有身体和心理健康的评估和康复项目。然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仍然是儿童保护的协调机构,并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共同负责协调基于性别的暴力领域。
在美国,灾难管理仍由各州自行掌控,但州长和印第安部落中心(Indian Tribal Centers)可以通过联邦应急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请求联邦援助[31]。在美国,大多数被官方宣布的灾难都是自然灾害。
尽管有规范的系统来帮助灾民,但援助通常需要大量时间才能到达。灾难的即时管理几乎总是在当地人手中,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未受影响社区的慷慨解囊。
尽快提供基本需求
儿童和他们的父母需要满足基本需求以减少焦虑。提供食物、干净的水、住所、衣物和医疗服务是灾难发生后的首要任务。儿童和青少年受益于规律的生活方式,努力降低混乱感将减少焦虑。
帮助父母
给父母提供一些让自己平静下来的策略很重要。这些策略可能因文化差异而不同。简单的有规律的呼吸练习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并有助于帮助他们平静下来。家长们可以在小组中讨论孩子受到的创伤以及他们如何能够帮助孩子和彼此,并从中受益。他们有可能描述一些儿童新出现的令人担忧的行为,并可能从关于压力是如何造成的解释中受益。父母中尤其是母亲,可以从休息中受益。为儿童提供一个有人看管的游戏帐篷可以让他们得到这种休息。
文化考量
花时间了解一个家庭的习俗和文化信仰可能有助于解释那些消极或不守规矩的行为[32]。即使说相同的语言,理解一个家庭的价值观和信仰也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专业人员应评估他们的个人社会和文化信仰是如何影响他们对儿童问题的看法。文化规范的差异对围绕心理疾病和适当治疗的观念有着深远的影响。不同的文化对导致情绪或行为困难的原因以及应该如何被处理有不同的看法。
意识到心理问题是任何灾难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显然,当灾难发生时,尽快解决儿童的发展和心理需求是非常重要的。在大多数灾难中,都缺乏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然而,非儿童或心理健康专业的救援人员也可以接受培训,以识别和减轻儿童和家庭的心理困扰。应努力确定受影响社区中的教师、社会工作者、宗教领袖等儿童熟悉的人,他们可能会提供安慰和安抚。救援人员应考虑流离失所家庭的文化,并了解应对压力的首选方法。
救援人员还应努力辨别经历过灾难的儿童的应对技巧。例如,大一点的孩子可以和小一点的孩子一起玩耍,给他们喂饭,和他们一起唱歌或者给他们读书。这些积极的行为应该得到认可和表扬。这种类型的认可可以增强所有年龄段儿童的掌控感。灾难发生后,救援人员可以尽快在儿童中组织集体活动。如果有安全的空间,可以组织一些体育活动。其他团体活动,如唱歌、跳舞、讲故事等,可以促进和激励儿童的生活正常化。父母也需要激励和支持,他们可以从社会团体、手工艺活动(编织、当地手工艺)和节日庆典等文化活动的重启中受益。
与儿童交谈的创伤知情方法
尽管最初与儿童交谈的大多数救援人员不是心理治疗师,但他们可以为安抚儿童做出很大的贡献。最好不要向儿童询问关于灾难事件的具体细节,而是要做一个好的倾听者或观察者,了解儿童自发的交流和行为。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儿童的发育发展状态是如何促进记忆的,儿童是如何描述它以及如何在游戏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尽可能地使环境对儿童友好是有帮助的。有些儿童在他们的游戏或绘画中反映出恐惧和焦虑。例如,一名在泰国海啸中失去家园和家人的五岁儿童,在游戏中反复玩玩具船并将其不断翻倒。他的父亲是一位在海啸中丧生的渔民。救援人员应尽可能地为儿童提供纸张、蜡笔、铅笔和记号笔,还可以寻找一些教练和教师来指导青少年组织年幼儿童进行游戏和活动。
用于评估灾后心理健康的筛查工具
基于症状的筛查工具已经在许多灾难情况下被用来识别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儿童。然而,这些筛查工具无法区分有暂时性困扰的儿童和有更多永久性困扰的儿童。PsySTART 是一个基于实证的快速心理健康分类系统,它考量的是发生在儿童身上的事情而非儿童的症状[33]。它可以由非心理健康工作者完成,他们会检查风险因素,例如家庭成员的离世、流离失所或接触残缺的尸体。应密切监测被确定为高分的儿童,并将其尽快转介心理健康评估和治疗。PsySTART在心理健康问题分类方面的另一个好处是,它独立于那些会影响症状的文化问题,尤其是当救援人员处在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中时。
灾难发生一个月或更长时间后,儿童健康专家可以考虑使用PTSD筛查工具,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UCLA)儿童和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反应指数评估(PTSD Reaction Index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s, PTSD-R)。这个广泛使用的评估工具可用于儿童和青少年或父母[34]。它提供多种语言版本,包括阿拉伯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简体中文和韩语。如应用于受影响的文化,其他筛查工具如宾夕法尼亚州忧虑问卷(Penn State Worry Questionnaire)也可能是有帮助的[35]。
教育重建计划
自然灾害发生后,学校开学时间被推迟的例子不胜枚举。不幸的是,只有大约一半的难民儿童参加了学校课程[36]。延迟开学的决定导致了流离失所的儿童及其家庭的心理健康问题增加[37]。即使在没有实体学校的情况下,救援人员也应努力在流离失所的人群中寻找教师,并定期为儿童组织课程。这些不一定都是学术课程,也可以包括音乐课、手工艺、木工或园艺课,这取决于可以提供帮助的成年人的专业知识。
娱乐重建计划
根据灾难和地点的不同,有时可能很难组织娱乐项目。在许多难民营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其他组织建立了 "游戏帐篷",提供书籍、玩具和照看者,这些监督员还可以组织一些活跃的游戏或体育比赛,这些对儿童的生活正常化有很大的帮助。大多数儿童,不管是什么文化或种族群体,都会对做自由绘画的机会作出反应。在灾难过后,绘画往往比努力让孩子参与谈话更能说明孩子的感受。例如,电视报道拍摄了一名大约8岁的女孩的微笑照片,这名女孩在那天画了一幅她和家人站在悬崖上有几把枪对准他们的画。
由于儿童反映了他们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如果可能的话,可以为父母提供休息中心。在一些难民营中,志愿者为儿童组织了 "日托",以便让父母休息几个小时。对于重新安置到一个新国家的家庭来说,这种需求可能更大,因为他们不太可能拥有相同文化背景的近邻。育儿班可以促进父母和儿童的心理韧性和复原力。世卫组织网站[38]包含多种语言的育儿课程资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因灾难而流离失所的婴儿至8岁儿童开发了一个早期儿童发展工具包[39]。它包含游戏、拼图、堆叠箱、纸板书、木偶、美术用品以及用于手部卫生的肥皂和水容器。它还为父母和看护人提供了一份活动指南。
书籍
有一些专门为平息儿童恐惧而量身定制的书籍,例如与飓风、龙卷风和暴雪有关的《青蛙弗洛格的风云雨雪观察记》系列,也有许多向儿童解释天气的书籍。在灾难发生后,向儿童分发适合其文化的图画书是很有帮助的,如泰国在海啸后及菲律宾在尤兰达飓风后的情况[40]。
儿童安抚物品
尽快为经历过灾难的儿童提供简单的安抚物品是很重要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灾后重建项目包括 "心理背包"。这些背包或袋子里装有吸引儿童的物品,如玩具、蜡笔、书籍。Culbert为父母和老师设计了包含特定疗愈效果的物品和指导说明的 "安抚包"。这些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被广泛用于灾难后安抚儿童,例如2006年的海啸、2010年的海地地震和2018年老挝的严重洪灾等[41]。安抚包包括手指木偶、蜡笔、压力挤压球、泡泡或风车、压力生物贴(Biodots)、小玩具,以及父母和儿童的使用说明。救援人员可以为儿童及其父母示范如何使用安抚包内的物品。
根据手机或电脑和应用程序的使用情况,许多电子资源对正在经历灾难压力的儿童具有吸引力。Culbert的安抚包已被改编成一个叫做 "治疗伙伴 "的应用程序[42]。Heart Math为儿童制定了基于简单生物反馈系统的减压项目,其形式对儿童具有一定吸引力[43]。有许多免费的应用程序会教授各种放松策略,包括腹式呼吸和正念。Meg疼痛基金会(Meg Foundation for Pain)的网站为幼儿提供了关于非药物性疼痛管理的免费视频。这些视频已被翻译成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中文、泰语和老挝语[44]。重要的是,要给儿童和青少年提供一些最能够给他们带来掌控感的应用程序或视频。通过控制自己的自主反应来移动气球、马或彩虹,这个行为也能增加儿童的自信心和心理韧性。
重返幸福计划(Return to Happiness, RTH)
RTH是一项针对受灾难影响的儿童康复的社会心理干预措施[45]。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90年代创建了该项目,并在受冲突、战争、自然灾害或受多种因素影响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实施。具有丰富灾难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称赞这个项目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社会心理干预措施。
社区专业人士(如公共卫生、健康卫生或社会科学专业人士、教师和志愿者等)会帮助开展RTH项目。这项工作由接受过RTH项目培训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和社区助理来协调。RTH的地点位于开放式公园、教堂、学校或体育中心,而非单独的办公室。所使用的方法必须是灵活、互动、多代同堂,并涉及社区和家庭。对当地的传统和文化保持敏感和观察非常重要。本土元素的使用对干预成功的实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包括使用众所周知的游戏、歌曲、玩具、故事、戏剧、娃娃和木偶、宠物、或一些知名人物。
RTH项目中的旋转木马由六个独立的站点组成,排列在一个大圆圈中。孩子们花四到六个小时从一个站点到另一个站点,参加各种活动。这个圆圈包括介绍、绘画和艺术活动、体育活动、音乐活动。每项活动持续约45分钟。心理健康专业人员会在各个站点观察儿童,以确定那些需要进一步评估的儿童。
心理韧性
尽管关于儿童和灾难的文献包含了许多关于心理健康挑战的例子,但也有关于康复和心理韧性的文献 [46-48]。大多数人,包括儿童,都具有内在的心理韧性及复原力。当灾难发生时,儿童很少能理解更广义的层面,他们看到他们曾经熟悉的世界陷入了停滞状态。在充满挑战的情况下感到被关心照顾和安全的儿童更有可能复原。提供基本需求、日常生活和学校课程有助于恢复心理韧性,但最有效的帮助者是父母。Nubader计划[48]包括支持儿童和父母的各种干预措施,并已在十几个国家取得成功。它为那些被判断为高风险的青少年提供关于如何处理压力、团队建设计划和密集户外活动的支持小组。
培训在灾难中从事儿童工作的专业人员的必要性
在严重的灾难中,提供食物、水、庇护场所、住房和医疗服务是可以理解的。大多数救援人员都接受过专注于这些需求的培训。针对流离失所的儿童和家庭以及救援人员本身的心理健康问题,需要更多的培训[49]。此外,对难民身份做出决定的人和在安置国提供难民服务的人也需要这种培训。这些人包括心理健康专业人员,他们虽然接受过帮助受过创伤儿童的培训,但可能不熟悉来自不同文化的儿童对心理健康问题的不同表达方式。很难找到针对特定文化的心理健康培训。
救援人员的心理健康
灾难环境的恐怖、内在不确定性、长时间的工作、陌生的文化和新的工作同事等因素,即使是最有经验的救援人员,包括心理健康治疗师也会觉得很有挑战。有很多关于灾难工作专业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的报告[50,51]。重要的是,所有的医疗专业人员都要做好准备,以便在某个时候不可避免地在灾难中提供帮助。一些帮助灾民的建议同样适用于救援人员。如果他们有规律的饮食和睡眠、有一些娱乐的时间(可以是看小说或听手机里的音乐)和一个值得信赖的知己,他们就有可能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焦虑。在灾难中工作后,与有过灾难工作经验的人做一次汇报是非常必要的。
结论
经历灾难的儿童可通过一个可预期的必需品发布表、对父母的支持、娱乐活动、促进掌控感的项目、回到学校、富有同情心的成年人、关注情绪问题的症状、以及在必要时进行心理治疗,来促进心理韧性和复原力。援助灾难中儿童的医疗专业人员需要注意自己的心理健康需求。有必要对救援人员进行更多的培训,让他们了解经历灾难的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以及预防或减轻自身心理健康问题的方法。
Acknowledgments
Funding: None.
Footnote
Provenance and Peer Review: This article was commissioned by the Guest Editors (Danielle Laraque-Arena and Ruth E. K. Stein) for the series “Integrating Mental Health in the Comprehensive Care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Prevention, Screening,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ublished in Pediatric Medicine. The article has undergone external peer review.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has completed the ICMJE uniform disclosure form (available at https://pm.amegroups.com/article/view/10.21037/pm-20-85/coif). The series “Integrating Mental Health in the Comprehensive Care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Prevention, Screening,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was commissioned by the editorial office without any funding or sponsorship. KO reports that she is a Member, Strategic Advisory Committee for Children in Humanitarian Emergencies, International Pediatric Association; Member, Education subcommittee of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Council on Children and Disasters—both are unpaid service. The author has no other conflicts of interest to declare.
Ethical Statement: The author is accountable for all aspects of the work in ensuring that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 accuracy or integrity of any part of the work are appropriately investigated and resolved.
Open Access Statement: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Derivs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NC-ND 4.0), which permits the non-commercial repl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article with the strict proviso that no changes or edits are made an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d (including links to both the formal publication through the relevant DOI and the license). Se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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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昱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心理治疗师,美国注册音乐治疗师(MT-BC),美国天普大学音乐治疗硕士。曾在美国的综合医院、儿童医院、精神专科医院、养老院、高中特殊教育教室、康复中心等参与音乐治疗临床实践工作。(更新时间:2022-11-15)
(本译文仅供学术交流,实际内容请以英文原文为准。)
Cite this article as: Olness K.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at times of disasters: a narrative review. Pediatr Med 2022;5:17.